昨晚，打开新到的第339期《中华读书报》，首先吸引我看的是第2版上孙庆升的《本人不姓“马”》。因为我年轻时曾写过一首儿童诗，叫《马医生不姓马》。诗中的马医生是个治马的兽医，人们习惯叫他马医生，因此他并非姓“马”。而孙庆升却是个文人，他为某出版社撰写一篇关于巴金《家》的导读文章，收到样书一看，发现署名变成马庆升了，因此，他在读了吴小如先生的《书报校对质量堪忧》一文之后，便有感而发，申明“本人不姓‘马’”！
《中华读书报》不仅以“小题大作”为栏头刊发孙庆升的这篇文章，而且还特意加了百余字的“编者按”，可见对此类问题的解决十分重视。然而，当我读罢此文，翻到第4版，就发现有两处这样“改名换姓”的错误：将雷抒雁误成了雷抒燕、牛汉误成了年汉。这错出在《华文出版社新书展示》广告中。此广告展示了一套“诗人谈诗丛书”，这套丛书共四本，另两位作者是叶延滨和韩作荣。这四位作者在诗坛都享有声誉，按理说，牛汉和雷抒雁成名更早，说起他俩的名字，在读书界几乎尽人皆知。然而这则广告却偏偏把他俩的名字登错了。将雷抒雁的“雁”，错成“燕”，仅是音同字不同，还“情有可原”，而让著名老诗人牛汉改姓为“年”，就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，难以原谅了。
关于书报刊校对质量每况愈下的问题，早就有人提出来了。我在1986年8月就曾给《文艺报》写过一篇题为《莫给名家改姓名》的短文。稿子是交给时任新闻部副主任的高洪波先生的。他当时就来了个“小题大作”，将拙稿安排在头版的显要位置，并排成楷体发表。我在那篇小文中举的第一个例子，是《文艺报》在一则报道里将著名作曲家朱践耳误成了“朱耳再”。显然记者是知道朱践耳其人的，原稿不会错，而是由于校对的疏忽，才在见报时出了问题。当然，也有记者在原稿上就将人改名换姓了的。1999年，《文学报》在一则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报道中，该报记者就把两位电话采访的主要对象，即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何启治、高贤均，误成了“何启志”、“高行军”。何启治和高贤均，对新时期文学的繁荣，称得上是卓有贡献的编辑家了，竟然被文学界这样一张颇有影响的专业报纸改了名字，这就很令人感到沮丧。我有感于此，写了一篇题为《编辑的名字》，后来发在《光明日报》“文荟”副刊上。我觉得，这一回无端为两位资深编辑改名，责任不在校对上，而主要是年轻记者专业素质不高所致。但是，部主任、值班总编在审稿和看大样时，如果责任性强一点，这样的差错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。因此，我在那篇文章中说：“我以为人们尽可淡忘编辑的名字，但干我们这一行的，却必须时刻牢记着编辑的责任，包括采编有关文学出报界的报道，若提到编辑的名字，就一个也不能错。”
这是我因有关书报刊屡出为人改名换姓的差错而写的第三篇文章了。俗话说事不过三。但愿此类差错今后尽可能不再发生，我因此而写的絮叨文字也就此打住，那便谢天谢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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